新道家（1）：主理派

暮然回首已过千年

——摘自冯友兰《中国哲学简史》，有修改

"新道家"是一个新名词，指的是公元三四世纪的"玄学"。"玄"是黑色，又有微妙、神秘等意思。《老子）第一章说："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。"所以"玄学"这个名称表明它是道家的继续。

向秀和郭象
郭象（约312年卒）的《庄子注》，如果不是这个时期最伟大的哲学著作，至少也是最伟大的哲学著作之一。这里有一个历史问题，就是这部著作是不是真是郭象的，因为与他同时的人有人说他是剽窃向秀的。事情似乎是这样的：两人都写了《庄子注》，思想大都相同，过了一段时间，这两部"注"可能就合成了一部书。
刘孝标在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篇的注中说，当时解释《庄子．逍遥游》的，主要有两派，一派是支遁义，一派是向郭义。
向郭义就是向秀、郭象二人的解释。现在的《庄子注》，虽然只署郭象的名，却像是《庄子》的向郭义，可能是他二人的著作。所以《晋书．向秀传》可能是对的，它说向秀作《庄子注》，后来郭象又"述而广之"。
据《晋书》所说，向秀、郭象的籍贯都在现在的河南省，都是玄学和清谈的大师。这一章以这两位哲学家为新道家唯理派的代表，并且沿用《世说新语》的用语，以《庄子注》为向郭义，称为"向郭注"。

万物的"独化"
万物自生，向郭谓之"独化"。这个理论认为，万物不是任何造物主所造的，可是物与物之间并不是没有关系。关系是存在的，这些关系都是必要的。
向郭注说："人之生也，形虽七尺而五常必具。故虽区区之身，乃举天地以奉之。故天地万物，凡所有者，不可一日而相无也。一物不具，则生者无由得生；一理不至，则天年无缘得终。"
每一物需要其他的每一物，但是每一物的存在都是为它自己，而不是为其他的任何一物。
向郭注说："天下莫不相与为彼我，而彼我皆欲自为，斯东西之相反也。然彼我相与为唇齿，唇齿未尝相为，而唇亡则齿寒。故彼之自为，济我之功弘矣，斯相反而不可以相无者也。"
照向郭的说法，物与物之间的关系，就像两支同盟国军队之间的关系。每支军队各为它自己的国家而战，同时也帮助了另一支军队,一支军队的胜败不能不影响另一支军队。
存在于宇宙的每一事物，需要整个宇宙为其存在的必要条件，可是它的存在并不是直接由任何另外某物造成的。只要一定的条件或环境出现了，一定的物就必然产生。
但是这并不是说它们是任何唯一的造物主或个体造成的。换句话说，物是一般的条件造成的，不是任何另外特殊的物造成的。
比方说，社会主义是一定的一般经济条件的产物，而不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制造的，更不是《共产党宣言》制造的。
在这个意义上，我们可以说，物自生，而不是他物所生。

制度和道德
向郭认为宇宙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。
他们说："夫无力之力，莫大于变化者也。故乃揭天地以趋新，负山岳以舍故。故不暂停，忽已涉新，则天地万物无时而不移也。.....．今交一臂而失之，皆在冥中去矣。故向者之我，非复今我也。我与今俱往，岂常守故哉！"
社会也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。人类的需要都是经常变化的。在某一时代好的制度和道德，在另一时代可能不好。
向郭注说："夫先王典礼，所以适时用也。时过而不弃，即为民妖，所以兴矫效之端也。"
又说："法圣人者，法其迹耳。夫迹者，已去之物，非应变之具也，奚足尚而执之哉！执成迹以御乎无方，无方至而迹滞矣。"
社会随形势而变化。形势变了，制度和道德应当随之而变。如果不变，"即为民妖"，成为人为的桎梏。
新的制度和新的道德应当是自生的，这才自然。新与旧彼此不同是由于它们的时代不同。它们各自适合各自时代的需要，所以彼此并无优劣可言。
向郭不像老庄那样，反对制度和道德本身。他们只反对过时的制度和道德，因为它们对于现实社会已经不自然了。

"有为"和"无为"
因此向郭对于先秦道家天、人的观念，有为、无为的观念，都做了新的解释。
社会形势变化了，新的制度和道德就自生了。
任它们自己发展，就是顺着天和自然，就是无为。反对它们，固执过时的旧制度和旧道德，就是人和人为，就是有为。
向郭注说："夫高下相受，不可逆之流也；小大相群，不得已之势也；旷然无情，群知之府也。承百流之会，居师人之极者，奚为哉？任时世之知，委必然之事，付之天下而已。"
一个人在他的活动中，让他的自然才能充分而自由地发挥，就是无为。反之是有为。
向郭注说："夫善御者，将以尽其能也。尽能在于自任。.....．若乃任驽骥之力，适迟疾之分，虽则足迹接乎八荒之表，而众马之性全矣。而惑者闻任马之性，乃谓放而不乘；闻无为之风，遂云行不如卧；何其往而不返哉！斯失乎庄生之旨远矣。"
虽然这样批评，其实这些人对庄子的理解似乎并不是错得很远。不过向郭对庄子的解释，的确是高明的创见。

知识和模仿
老庄都反对社会上通常公认的那种圣人。
在先秦道家文献中，"圣人"一词有两个意义。一个意义是完全的人（按道家的标准），一个意义是有一切种类知识的人。老庄攻击知识，因之也攻击这后一种圣人。
但是由上述可知，向郭没有反对那些是圣人的人。他所反对的是那些企图模仿圣人的人。
柏拉图生来就是柏拉图，庄子生来就是庄子。他们的天资就像龙章凤姿一样的自然。他们就像任何一物一样的纯素。他们写《理想国》、《逍遥游》，也若无事然，因为他们写这些东西，不过是顺乎自己的自然。
这个观点在向郭注中是这样阐明的："故知之为名，生于失当，而灭于冥极。冥极者，任其至分而无毫铢之加。是故虽负万钧，苟当其所能，则忽然不知重之在身。"
如果按这个意义来理解知识，那么，不论是柏拉图还是庄子，都不能认为是有任何知识。
只有那些模仿的人才有知识。向郭似乎以为，模仿是错误的，他们有三个理由。
第一，模仿是无用的。向郭注写道："当古之事，已灭于古矣，虽或传之，岂能使古在今哉！古不在今，今事已变，故绝学任性，与时变化而后至焉。""学"就是模仿。每件事物都在变。每天都有新问题，新需要，碰到新情况。我们应当有新方法来对付新情况，新问题，新击要。即使是在已知的一瞬间，不同的人，其情况、问题、需要也各不相同。他们的方法也一定不相同。既然如此，模仿有什么用呢？
第二，模仿是没有结果的。向郭注告诉我们："有情于为离、旷而弗能也，然离、旷以无情而聪明矣；有情于为贤圣而弗能也，然贤圣以无情而贤圣矣。岂直贤圣绝远而离、旷难慕哉？虽下愚聋著及鸡鸣狗吠，岂有情于为之，亦终不能也。"某物是什么，它就是什么。一物总不能是另一物。
第三，模仿是有害的。向郭注又说，有些人"不能止乎本性，而求外无已。夫外不可求而求之，譬犹以圆学方，以鱼慕鸟耳"。"此愈近，彼愈远，实学弥得，而性弥失。"
还有，"爱生有分，而以所贵引之，则性命丧矣。若乃毁其所贵，弃彼任我，则聪明各全，人含其真也"。
模仿别人，不仅不能成功：而且正由于模仿别人，就有极大可能丧失自己的自然本性。这是模仿的害处。
所以模仿是无用的，没有结果的，有害的。唯一合理的生活方式是"任我"，这也就是实践"无为"。

绝对的自由和绝对的幸福
一个人若能超越事物的差别，他就能享受绝对的自由和绝对的幸福，如《庄子．逍遥游》中所描写的。
这一篇提到大鹏、小鸟、蝉；"小知"的朝生暮死的朝菌，"大知"的万古千秋的大椿；小官的有限才能，列子的乘风而行。向郭注："苟足于其性，则虽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，小鸟无羡于天池，而荣愿有余矣。故小大虽殊，逍遥一也。"
可是它们的幸福，只是相对的幸福。如果某物只在其有限的范围内自得其乐，则其乐也一定是有限的。
所以庄子在这些故事后面又讲了一个关于真正独立的人的故事，他超越有限，而与无限合一，从而享受无限而绝对的幸福。由于他超越有限而与无限同一，所以他"无己"。由于他顺物之性，让万物自得其乐，所以他"无功"。由于他与道合一，而道不可名，所以他"无名"。
这个思想，向郭注阐述得很清楚，很雄辩。它说："物各有性，性各有极，皆如年知．....．历举年知之大小，各信其一方，未有足以相倾者也。"
庄子列举各种不同的例证之后，归结到独立无待之人，他忘记自己和他的对立面，也不理一切差别。万物在其自己的范围内自得其乐，但是独立无待的人无功无名。"是故统小大者，无小无大者也。荀有乎大小，则虽大鹏之与斥鹤，宰官之与御风，同为累物耳。齐死生者，无死无生者也。苟有乎死生，则虽大椿之与蝗站，彭祖之与朝菌，均于短折耳。故游于无小无大者，无穷者也。冥乎不死不牛者，无极者也。若夫逍遥而系于有方，则虽放之使游而有所穷矣，未能无待也。"
《庄子·逍遥游》中说，真正独立的人"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气之变，以游无穷"。向郭注："天地者，万物之总名也。天地以万物为体，而万物必以自然为正，自然者，不为而自然者也。故大鹏之能高，斥鹦之能下，椿木之能长，朝菌之能短，凡此皆自然之所能，非为之所能也。不为而自能，所以为正也。故乘天地之正者，即是顺万性之性也；御六气之变者，即是游变化之涂也。如斯以往，则何往而有穷哉！所遇斯乘，又将恶乎待哉！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道遥也。....．荀有待焉，则虽列子之轻妙，犹不能以无风而行，故必得其所待，然后逍遥耳，而况大鹏乎！夫唯与物冥而循大变者，为能无待而常通，岂独自通而已哉！又顺有待者，使不失其所待，所待不失，则同于大通矣。""通"就是"自由"。
在向郭的体系里，"道"是真正的"无"。在这个体系中，"天"或"天地"才是最重要的观念。天是万物的总名，所以是一切存在的全体。从天的观点看万物，使自己与天同一，也就是超越万物及其差别，用新道家的话说，就是"超乎形象"。
所以向郭注除了对原来的道家做了重要的修正，还把庄子只是暗示了一下的东西讲得更加明确。但是谁若只爱暗示不爱明确，当然会同意禅宗某和尚所说的："曾见郭象注庄子，识者云：却是庄子注郭象。"